1908年二月。
爱丁堡东北方约50英里,位於苏格兰高地边缘断层带的格轮伦斯堡。时间在黄铜指针轻微的跳跃声中,已从九点整,逐渐移向了九点半。
小客厅里的壁炉已经重新添过一次柴。玛格丽特夫人挺直背脊坐着,双手安静地放在身前,在一屋子的家具与一名侍女面前,努力维持着耐心的姿态。
在乡间庄园没有宴客的日子里,这个时间早已超过她日常晚餐後平静休息的时分。为此她深感受到了冒犯。
她的贴身女仆仍陪在身旁——并非因为紧张而显得坐立难安,而是以一种安静而恰如其分的方式守候着。这是一位有身分的贵妇在冬日宅邸中等待一桩丑闻登门时,不会独自等待的那套无声的规矩。女仆的存在,使这场守候成了一件正式的事情;而玛格丽特压抑在端庄优雅之下的怒气,则让整个夜晚变得气氛僵硬。
艾理斯特决定将那个男孩接回来,接回到这座祖传了两百年、象徵着坎培尔家族荣光与基业的宅底,这件事至今仍令她怒不可遏。而今晚,更令她恼怒的是,这个决定竟然还让她不得不耽搁自己宝贵的时间,只因为一名代理人的行程安排出了差错,火车与马车在结冰的天气里严重误点。
等待让她觉得自己彷佛作出了让步。她拒绝承认那是让步。
艾理斯特从门厅走进来,神情谨慎而平静。他一向如此:在踏进房间之前,便已经察觉屋内的气氛。他没有为延误道歉;下雪也好,马匹也罢,都不是他的过错。他同样也在浪费着自己的时间,等着一个令他五味杂陈,只能说是伦理责任的包裹到来。
他并不想在这样的状态下与母亲同处一室,站在壁炉旁犹豫片刻,还是保持沉默,没有离开,而不是让她独自面对时钟的滴答声。即使母子两人对这件事情的意见相左,作为一个尽责的长子,对母亲应尽的礼数仍有其形式。
玛格丽特夫人看了他一眼。壁炉旁的艾理斯特依然一身整齐的正装:深灰色三件式毛呢或精纺羊毛西装,扣得一丝不苟的同料背心上横挂着一条纯金双链怀表链,擦得铮亮的牛津皮鞋上没有一粒灰尘,整个人从头到脚没有一丝褶皱,优雅、克制,线条笔直而修长,衬着黑发与灰蓝色的眼眸,冷峻如一尊漂亮的雕像,一如他的风度与才能,挑不出半点错处。
但看在她眼里,全都荒谬地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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